燃星屑

号称“一刀不减”的大陆影院版《2012》并非一刀不减，正如被宣传为“中国人拯救世界”的《2012》其实并没有多少褒扬中国人的意思。

昨晚下载到了《2012》的国内字幕枪版和俄罗斯枪版，粗略比对了一番。

首先，出现卓明谷的那个镜头，俄文字母写的是，“卓明，西藏”，而大陆版写的是四川省卓明县。

以下镜头在大陆被删掉，小喇嘛尼玛随爷爷奶奶搬迁，他哥哥天钦则被留下来。汉人军官在藏族人中招募项目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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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为舶来品，新闻的客观性和客观性原则在中国国内的阐释和思辨总是追随着西方新闻学的脚步。在泛滥的有关新闻客观性的讨论中，仍停留于“新闻是否客观”“新闻能否客观”的哲学思辨。在民间层面，尤其是“3·14事件”之前，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玫瑰色幻想也普遍存在。哈克特、赵月枝这本《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以下简称《维系民主》）不仅为我们破除了对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迷信，更借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指出客观性是一种维系市场自由主义中诸多政治经济力量平衡的“体制”，是一个多元力量谋求自身权力时都可以借重的话语，也渗透在了学院教学、公众意识和记者编辑的每一道工作流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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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常看着大幅的中国地图而迷思，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开拓出更多的疆土，建立一个世界性国家。现在看来，答案要明了许多——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它拓展疆土的极限。明确提供这个答案的是美国学者 拉铁摩尔 完成于1939年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唐晓峰译，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阅读此书仿佛穿梭回一个蛮荒而充满历险文学色彩的古代国度，现如今政区地图上面一个个平淡的地名顿时有了深远的意义，而那仅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事情。在那时，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被传统地认为是“中国本部十八省”。围绕着“本部”的四个广阔的边疆区：满洲（东北三省及东蒙、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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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的诱惑
——读《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受邀三赴叙拉古，为帮助那位新继位的国王小戴素奥尼成为他心目中的“哲人王”，把叙拉古建设成为他的“理想国”。但是他失败了，小戴素奥尼有他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他仍然成为了他父亲一样的暴君，最终被国人放逐。

两千年后，海德格尔重返大学教席时，他的同事轻蔑地说：“君从叙拉古来？”讥讽他在纳粹时期出面担当了柏林大学校长，还多次赞美希特勒，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

西方自柏拉图以降，不是柏拉图哲学，就是反柏拉图哲学，但很少有非柏拉图哲学；同样，中国自孔子之后，不是儒学，就是反儒学，却极少有非儒学。无论是“理想国”，还是“大同”世界，都是个美好的许诺。知识分子们追求着这个许诺，但许诺本身欺骗了他们。

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不是民主制的雅典，也不是君主制的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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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纪念日的确不属于我。现今只有某些“民主青年”的遗老，和那些刚刚读到教科书以外的东西血气上涌的孩子们，煞有介事的标榜这个纪念日的象征意义。前者的目光永远凝滞在那个清晨，无视时代沧桑，不改腔调地咒骂他们的仇人和物欲横流的时代；后者一边悲情演说一边沾沾自喜，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自命是不屈于强权也不昧于世俗的中国的“种子”，然后，一头钻进自习室，哇啦哇啦地背起英语单词。

二十年，又一代新人长大了。出生在90年后的“新新人类”，幼儿园就能听流行歌曲，小学就能上因特网，在家看韩剧美剧，打扮起来一准的日韩流行风，约会时肯德基星巴克上岛哈根达斯随便挑。政治？去你的。老子我不在乎！学校教育早就是老掉牙的玩意，他们已经对家长老师们的跑关系司空见惯上行下效。哲学和诗是疯子做的，新潮好玩才是正道。他们根本不需要改天换地的豪气，只需坐等叛逆的先辈争取的东西一点点变成可以享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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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史家的笔下，80年代常被描绘成“理想的时代”或“启蒙时代”，而90年代则成了“物质的时代”。90年代显然是吃了亏的。放声歌唱80年代的人，想必在那个年代里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写过一生最美的诗，做过一生最美的梦。而成长于90年代的一代人，还没有完全具备叙述自我的能力。

      刻画一个人性格的，不是他出生的年代，而是他成长的年代。

      1985-87年生人，成年后他们会不时对从小到大的“生不逢时”而苦笑。早一点的话，长在80年代中期，他们就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纯真的童年和质朴的理想；晚一点的话，长在世纪之交，他们就享有丰裕的物质条件、过剩的娱乐信息和更宽松的教育氛围。可他们偏偏赶在交界上，既有过热闹纯真的童年，也有着沉重压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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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四川，终究还有一段缘。

去年7月，正准备赴京实习的我突然接到老上司的电话，校团委老师希望我能担任“南开大学赴灾区服务团”的随团通讯员。服务团的成员都从南开大学“学生骨干培养学校”里挑选，而“骨干学校”由来自全校学生会研会、党团干部和学有所长的学生精英组成。在团中央、教育部的领导下，这样的“骨干学校”已在全国各大学建立起来，以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次赴灾区实践，就是团中央组织全国骨干学校的一次行动。

接到电话后，一半激动，一半恍惚。最后我推掉了实习，决定前往四川。考虑到条件艰苦，校团委没有计划派女生。20多名学生骨干轮番接收面试，最终6位院会主席同学成了我的同伴，加上比我大一岁的带队老师，还有我，一共8人，组成服务团。在面试中，老师例行的考察我：身体没问题、在乡下住过、在南方呆过、看样子吃得了苦受的了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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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Auschwitz noch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泰奥多·阿多诺，《文化批判与社会》，1951

这是一篇随想录，与一位老人的《随想录》一样，写作它不是为了评价什么，而是为了解剖自己。一年前，有什么想到了却说不出口，一年之后，有什么淡忘了却不想记起。这就是我的忏悔。

 

5·12之后没有诗歌！

2008年5月，我开始担任南开书屋的版务，那时外网关闭不久，板上人气还不错，可“抵制家乐福”的无名火已经烧走了板友一半的诗情。12日中午，我做好并提交了web进站画面，意在提升人气。而接下来发生地实在太具讽刺意味。

得知地震发生时，我还在老图书馆自习。当身边的同学焦急地给四川的同学拨电话，我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晚上回来，那破天荒的央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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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9年，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出版了《社会组织》一书，其中设《传播》一章，从传播的概念、意义和重要性、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的社会心理功能，到印刷媒介与近代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等，都做了深刻论述。这可以说是最早将传播现象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就在这一章里，库利提出了“初级群体”和“镜中我”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概念。

时至今日，很多传播学系学生都不了解传播学的起源。大学森严的学科建制把一些交叉学科都死死地圈范住，殊不知“学科”从来都有兴起和结束。就像传播学，自伊大设立研究所后，从社会学分离出来；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学科都是从孔德的social science分离出来的。

在我们讳谈政治，并且自然而然地把传播学等同于新闻写作、媒体经营和文化研究时，细心的老师和同学早就发现，一百年的传播学其实从未离开过政治。我不是说学术一直在受到政治的干预而放不开手脚，而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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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1N1，这个科学命名法用并无实际含义的字母和数字代替了具象名词，完成了一个剔除偏见的过程。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简短通知后不久，全国各大媒体网站中的“人感染猪流感”字眼，悄然换成了“甲型H1N1流感”（A/H1N1）。这一改名改变了众多为了销路发愁的猪农们的命运。

还在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由于气温变化过大得了感冒。他身体发胖，平时朋友间开玩笑给他起外号叫“猪”。我询问他病情轻重，他说“没事，我得的感冒不是猪流感！”我不仅联想起电影里的吸血鬼、浪人和丧尸，它们的传染功能能将对方转化为同类。“人感染猪流感”也给人这种联想：你得了猪流感，你就是只猪！

在我刚刚意识到这个病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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